外交部：正告英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997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制定并于2010年6月25日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修订了《行政监察法》。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搞的几次革命运动，一叫土地改革，二叫镇压反革命，三叫‘三反‘五反。这种表述与现行宪法略有不同。

所以在专政的一般概念中，施米特将这种构成要素界定为例外状态。二、对列宁主义传统中专政概念的简要说明 列宁在与考茨基的论战中，为专政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63]See Carl Schmitt, Dictatorshio,p.92. 作者简介：周林刚，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这样，至少在形式上我们可以说，专政这种暴力倒成了一件事关人民内部的事情，它以在人民内部逐个地鉴别出个别的敌人为前提，同时也以人民中的所有成员为其潜在对象这一条件为前提与此同时，由于公众参与使得对立的利益主张被吸纳到协商机制中，能减少行政决策之后被诉至法院的可能性，从而打破所谓的行政僵局。

同时也有助于缩减最终生效的行政规章发布所需时间。[8]参见 Henry H. Perritt, Negotiated Rulemaking Before Federal Agencies: Evaluation of Recommendations by the Administrative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74 Geo. L. J.1625，1646(1986). [9]USA Group Loan Services, Inc.v. Riley,82 F.3d 708,714-15(7th Cir.1996). [10]学界对其说理过程而非结论的批评，请参见 Philip J. Harter, First Judicial Review of Reg Neg a Disappointment,22 Admin. Reg. L. News 1(1996)。由于苏共并没有在全民国家放弃其领导权，这一番辩护反而是虚伪的。

不过，重要的是，只有后者才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对象，也才是宪法学能够研究的对象。唯有如此，法律才能成为辨别敌我的标准（假如它真的是用来辨别政治上的敌我关系的话）。七五宪法（包括七八宪法）把专政的时间设定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而在这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公民都有基本义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3]童之伟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反思，在效果上与此类似，即消解专政本身，揭示其实际内容为党的长期执政。

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殊形式的遗留。[49]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1、172页。

敌人分享了人民的特权。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对于这个公式，有必要区分敌人和普通的刑事罪犯。这一历史任务是在敌一我框架和先锋队一群众框架之中展开的，最终在于人民的历史性生成，以奠定人民主权的基础。

[26]因此，专政作为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这个意义就不再适用了，毛泽东关于专政对象和普通刑事罪犯之间的区分也不再有效了。[12] 通过劳动群众与为了劳动群众的对比鲜明地界定了苏维埃的宪法地位。这显然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一个极端重大的政治决断。在我们与敌人之间是纯粹的暴力关系，而不存在法权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说敌我区分框架瓦解了（相反，它仍然有效），但被人民内部的框架吸收了。……林彪、四人帮踢开党委闹革命，闹出一场什么革命，大家都很清楚。

这一时间性在专政克服它所针对的历史障碍时完结。他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 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但充满悖谬意味的是，群众运动或者大民主的新政治，是以对群众自发性的极端信任为前提的。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但这些人却是无形的，从而在法律上事先是不存在的。一个令人惊异的概念设定从某种需求中产生了出来：依法专政。正是在同一份报告中，邓小平套用并改写了这句凝结了共产主义全部精神原则的格言：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也就是说，这里如果有所谓平等的问题，那么无论立法平等或法律适用平等，都是人民内部的平等。

但这不是本文的任务所在。[28]参见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载《刘少奇选集》（下），第253页。

在社会主义的政法语境之下，它显然是一个更为根本的政治一宪法问题。[55]《共同纲领》第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

参见金雁：《列宁谈专政》，载《历史教学》2007年第5期，第5页。[24]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6页。

其次在于，敌人是当作一个阶级的反动阶级，而普通刑事罪犯只是个别情形。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大概不难理解，但无论如何这种状况本身是不能令人满意的。[56]参见许安标、刘松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释》，第99页。对专政的理解，应当与这一点联系起来。

楷体强调为本文作者所加。专政的问题似乎逐渐转变成了一般的政治学问题，很长时间以来支配了中国政法理论论争的左的和右的立场：都不约而同地把论题限缩成有关威权国家的臧否问题。

正如下文我们对列宁专政思想的简述中表明的，社会主义传统中的专政，其时间性的重点在于革命主体的政治成熟时间，专政概念的实质也主要不在于暴力，而在于它是一种内部包含了复合结构的权力组织形式。为了维持敌友论述，我们也许仍然可以主张说，天然敌视人民的人是存在的，他们是真正的敌人。

另一方面强调党内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也就是在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被消灭了之后不可能再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在《共同纲领》中虽然没有一般性地表述平等原则，但它强调了人民内部的各项具体平等权利。

在第七次大会以前和以后的相当时期内，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是必要的，起了良好作用的。受不受法律约束的关键是受不受宪法约束。据此，理解作为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的专政进而理解无产阶级专政，需要同时联系概念的两个方面：首先是敌一我这个区分为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搭建起来的基本框架。这样，专政的语义直接被理解为暴力本身。

针对第二个方面，1980年第二次修正1978年宪法时删除了大民主条款。否则，除马克思笔下并被列宁理想化的巴黎公社这个世界历史事物之外，社会主义国家中现实的阶级专政或联合专政，就会停留在考茨基式的自发状态上。

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这个批评击中了强文的要害。

与此类似，人民代表大会也被当作反映群众意见的讲坛，如参见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载《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2008年19刷），第224页。[9]有限的时间性的确是马列主义传统中专政概念的基本特征（实际上这正是它的历史性承诺），但这里的时间维度不仅指革命暴力持续的时间，而且主要还不是这一意义上的时间。